在连续高强度地称了一个多星期的瓶子之后，项海又先后被派去了两个技术含量相对更高的岗位。

先是去原料仓库接车。

等到送原料的车进来，他就和另外两个人把成桶的原料卸下来，搬进库房。再按照塑料桶的颜色，分堆儿、编号、做记录。等到有人来检查过，确认没问题以后，再逐桶地出库。直到下一批原料进厂。

之后他又被派去排污管网的出口抄表。

具体职责是：每隔一段时间，把排污口的几个仪表上显示的数字抄下来，并进行对比。发现数值超过某一指标，就打电话汇报。

等上一段时间，会有人电话通知他再继续观察。通常在这之后不久，数字就会恢复到正常区间。

无论是称瓶子还是卸货，他始终被严密地监视着。那些不用穿工作服的人，还有头顶的监控探头，把他和其他工友的一举一动都尽收眼底。

只有在抄表的时候是相对自由的。大概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实在恶劣，带着三层口罩还是被熏得脑仁疼，没人愿意，也不需要去那里监工。

尽管现在他几乎可以断定，就是有人借这家药厂的壳子在制毒，可仅凭他的所见所闻，是没办法作为有效证据的。

想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，就要从原料交易，到制作过程，再到出货，以及后续的成品交易，每一个环节都要掌握实打实的、从任何角度都无法撼动的铁证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还要有证据证明，这间制毒工厂背后的老板就是赵郎。否则即便端掉这个窝点，他迟早还会另起炉灶。

所有的这些发现，项海都详细地向周勋和江渊进行了汇报。

周勋倒还好，江渊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忽然变得格外谨慎起来。那种千叮咛万嘱咐的程度，简直和邢岳有一拼。

反反复复就是那么几句话：千万不要擅自采取任何行动，保证自己的安全是第一位；不要尝试把手机带进去，也不要试图把东西偷出来；另外，最最关键的，除了他和周勋，不可以对任何人暴露身份。任何人，无论是谁。

对此，项海表示坚决服从命令。

虽然没把邢岳也知道自己身份这事儿告诉江渊，但他总有种感觉，江渊即便得知了也不会有啥意外。而且这俩人暗搓搓知道的事，似乎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多。

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，项海把自己周围的人分成四类。

第一类，最底层的，也是人数最多的，就是包括他在内的药厂打工人。每天“不听，不看，不说”，闷头劳作至少十个小时，换取一份相对“不菲”的报酬。

第二类是打工人的监工，也就是那些负责搜身、查岗、简单安排活的“马仔”。

之所以叫他们“马仔”，是因为别看这帮人成天骂骂咧咧、吆五喝六的，但仔细听，就能发现他们嘴里的，全是“吃喝嫖赌”这些上不了台面的鸡零狗碎。而且，当第三类人出现的时候，他们立马就变得点头哈腰的。

这个“第三类”人，项海认为应该是赵郎集团的小头目。他们达不到雷涛的级别，或许是跟之前逮住的肖腾飞差不多角色。虽然也是听吩咐办事儿，但手底下有不少小弟，也有机会接触赵郎。

至于第四类人，目前他只见过一个，就是那位何主任。

很明显他不是赵郎的人，却在替他办事。他不怕那些“马仔”，但也从不主动招惹他们。至于他为啥会走上这条路，还有待考证。

基于以上的种种，项海就觉得，仅凭他现在的身份，就算再混上一百年，也不会有啥实质性突破。

别说每天进厂出厂，都要经过人工和安检仪器的双重检查，连根毛都带不出去。就算是哪天赵郎来了，作为一枚药厂小透明，他也是见不到的。

所以，要想取得突破，首先要转变角色。

至少要从第一类，升级成第二类，才有可能摆脱严密的监控，还有机会接触到原料和“成品”。

这需要机会。

一个既能表现出自己的“能力”和“诚意”，又能取得“第三类人”信任的机会。

这样的机会是等不来的，只有去创造。

经过了整整两天的深思熟虑，他把自己的计划汇报给周勋和江渊。

这两个人又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推演，终于在第三天，给了项海答复。

“同意。按计划进行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