平芜高速车祸的事,李羡是在回到连城之后才知道的,这时候才明白为什么才失联不到十小时,孟恪就风尘仆仆飞过去。
她翘脚趴在床尾,扭头看身后路过的孟恪,“你是不是担心死了。”
“什么?”
“以为我出事的时候。”
孟恪将手机放床头柜,垂眸思考答案,“有种,窒息的感觉。”
李羡晃脚,骨节绷直,卧室冷光灯打下来,染了桃色薄透指甲油脚尖几分得意,“我超重要的吧。”
“你超重要。”孟恪懒声,走到床尾,低头看她,视线定住,俯身靠近些,“吃什么了?”
李羡抿唇,尝到甜丝丝的奶油余味,“蛋糕。平姐送来的。”
“这两天连城也在下雪,平姐还要每天过来送东西,忍心么。”
两人回连城后,李羡拒绝返回山上的别墅婚房,一直住在酒店顶楼。
“谁叫你还不表白。”她托腮,娇润的声音。
按理说到了这个阶段,应该产生的感情都已经发生,她在等一个正式的表白,不知道他要酝酿到什么什么时候,还是根本没准备。
孟恪掀了掀眼皮,伸手将人捞起来。
李羡被迫跪坐起身,肩带松垮掉落,抬胳膊拢了拢,“早呢?”
“且呢。”
“喂。”她终于有点炸毛。
孟恪笑,手指穿过她拢斜的肩带,掀落下去,“想要什么样的表白?.......除了期待,还要有些惊喜,不是么。”
什么意思。
她以为只是几句话的事而已。
李羡盯着斜上方的墙纸纹路,忽觉胸口衣料松弛,呼吸变得轻松,背后的金属搭扣已被捏开。
温热手掌还贴在背后。孟恪视线垂落下去,翻涌的不明黯色。
李羡觉察自己后背皮肤起了层细小的鸡皮疙瘩,沿着腋下到浅色蕾丝领口之下,被握住呼吸,略微发紧,“你这段时间还要忙吗?我后天去申城,之后直接从那飞京市......你年前还还去不去?”
这只手掌太大,骨节明朗修长的手指陷落,几道压痕。她看到皮肤绷紧之后自己淡青色的血管纹路,在他指间。
孟恪俯身靠近。
李羡仰头,听见他低沉含糊的声音,“去。接你回家。”
-
李羡来申城是为了参加这里的纪录片影展,跟张冲、方黎山汇合后在主办方预定的酒店住下,拿到媒体证件。
第二天一早进入文创园参加活动。
据方黎山介绍,这是跟莫尔莱国际电影节对接的影展,电影节最早以纪录片类电影节的形式被兴办。不管是影展还是电影节,在国内都很珍贵。
所有展映和放映活动都在占地12000平方米的星怀电影宫举行。
李羡很少参加影展一类的活动,只听张冲不断赞叹主办方的诚意。
形式方面她不
甚了解,现场一些比较有名望的前辈还是认识一些的。
这是扩展人脉,或者说,拿钱的好地方。
方黎山参加了自己电影的展映,因为后访互动时说的一些话太过耿直,被张冲教训:
“我知道你不是故意有心让话落地。我是说我们有时候可以说一点官方话,场面话,对不对,这件事没有那么难,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,你好我好大家好.......”
方黎山等她说完,反驳几句,不认为自己有错。
在一旁的李羡无法对任何人表示支持,因为两种想法都情有可原。
她只能尝试为他们做点什么。
因为记者身份,李羡行动还算自如,靠嘴甜和机灵混入各种场合,寻找任何可能推销方黎山的机会。
中途误打误撞进了个休息间,刚坐下就有一行人过来,没留意到坐在角落里的她。导演和投资人坐下聊天。
李羡认识这导演,早年和方黎山是相似的创作方向,成名已久。
细心听了几句,鼓起勇气,不经意间插入话题。
“是吗?”那导演说,“那个影展场地太分散了,助理也老跟我抱怨,说跟特种兵似的,从早到晚赶场看电影。”
“在电影宫就没有这种烦恼。”李羡微笑,“三分钟想去哪去哪。我那朋友从创投会出来,上一秒还在被制片人骂,下一秒就可以拐进别的影厅,什么也不听。”
几人轻松地大笑起来。
李羡成功插入话题,几人相谈甚欢。她不经意间提到方黎山,见两位对他不陌生,她借机要联系方式,捧着手机走近过去。
“行啊。”投资人扫码时瞥见她挂在脖间的证件,不经意地问:“你是受邀媒体啊。”
李羡应声,要将二维码给导演扫,却见他将已经拿出来的手机熄屏,手臂垂落。
她茫然。
“你是那个李羡?”导演问。
李羡心里咯噔一声。
“哪个李羡?”投资人不明状况。
导演冷冷地看着李羡,“你刚才说自己做摄影师,拍的纪录片,是黎山这部?”
李羡暂且将举手机的手放下,沉了口气,微笑道:“是。”
“我没记错的话,他这部片子要展示的内容里包括乡村很常见的校园欺凌这个话题。”
李羡再次回答:“是。”
导演的声音更冷却几分,“那网上对你的评价不是假的。”
“不知道您看到了什么评价。”李羡平静地看着他。
沉默几秒。
投资人耸肩,退到一侧,闲散地跷起二郎腿观察形势。
“关于私人生活的部分,我不能解释。”李羡说。
导演:“我对那些没有兴趣。单纯不喜欢你的行为和态度。”
网络争议出现后,李羡第一次面临他者这样直白的抵触。
她扣紧掌心的手机,指缘卡在侧边,绷紧泛白,“是因为
网上关于我施暴霸凌别人的话题,和那个观点吗?乡村社会导致‘混混’行为对农村留守儿童产生吸引力,从而引发暴力的观点。”
导演点头,“是。”
李羡点了点头,“可能我做的澄清没有被太多人关注。”
导演不为所动地看着她。
“实际上那个帖子最初的爆料人已经删帖道歉。如果您觉得今天拒绝我是对我的惩罚,我觉得很冤枉,没有人‘应该’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承受后果。”
李羡格外平静。
“至于那条微博被恶意p改了时间,导致很多人觉得我在为施暴者开脱,在蹭热度。实际上那条微博是在那个霸凌事件发生半年后,我自己整理稿子的时候,看到的比较认同的话。至于为什么认同......”
李羡打开肩头的托特包,抽出一份宣传资料,“您愿意听的话,这里有答案。”
导演冷静地看着她,在她几近绝望时笑了一下,伸手接过资料,回头看向投资人。
再看她时,眼里的冷漠变成带着兴味的欣赏。
“坐吧。再聊一会儿。”
李羡低下头,肩膀下沉,长出一口气,回到自己的座位。
这次纪录片拍摄的主体是一个农村家庭里的三个孩子,大姐97年生人,小学肄业,已婚,有两个孩子;二姐03年生人,在卫校学护理;小弟07年生人,刚被学校劝退。
这三个人都曾被同龄人评价“不好惹”、“混混”、“小流氓”。
纪录片拍摄的最后一天,是小弟被初中学校劝退后的第一个月。
这一天他终于染了和好朋友同款的黄毛,因为偷钱买烟跟爷爷奶奶吵架,从家里摔门而出,找到一群年龄相仿的少男少女,坐上他们的电动车,开始闲逛。
这些人里有个年龄稍大的男生,有辆改装摩托车,可以外放歌曲。发动机轰鸣中港台流行歌曲、dj舞曲和土味民谣让这些人趋之若鹜。
这个男生每天带他们“找”,找一个可以欺负的对象,找一个可以消遣的地点。
“不找?不找我们干什么?”
当被问到这行为有什么意义,是否可以停止时,这是他们的答案,也是他们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