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一大早，刘闲众人和蔡邕一家人便在谷城县县令的相送之下离开了谷城，继续西行。

这一日蔡琰一直躲在马车中，刘闲以为对方还在生自己的气，自然不会去触这个霉头。

一行人在路上昼行夜宿，蔡邕与刘闲时不时的攀谈，两个人的关系倒是亲近了许多，只是蔡琰再也没和刘闲说过话了。

这一日临近中午时候，队伍穿过连绵的村庄和农田，来到了长安城外，一座规模恢宏不逊于洛阳的巨城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刘闲大感意外，因为眼前这座城池远不是《三国演义》中描绘的那种凋敝景象。

虽然官道上不像洛阳的官道那样热闹繁荣，显得有些冷清，但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还是颇有气势的，与凋敝荒芜绝对格格不入。

想一想，刘闲便明白了过来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八成只是根据一些历史记载，加以想象而已。

以为长安经历过几场兵祸混乱，而东汉又定都洛阳，那么长安自然就很凋敝破败了。

而刘闲根据自己这些年所得到的信息却感觉，东汉之所以迁都洛阳，似乎与发生在长安的那些兵祸战乱关系不是很大，至少那不是最直接的原因。

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农业以及经济上的原因。

关中地区因为战乱和气候问题导致粮食产量越来越低。

在古代，农业问题必然影响经济，因为只有充足的粮食才能保证供养足够的人口，而只有足够的人口才能令商业繁荣起来。

随着农业的衰退，关中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，这使得关中的经济不仅多年难有进展，而且还处在不断的倒退之中，因此单靠关中，已经很难供养庞大的人口和保卫京城的军队了。

而从外地转运粮食入关中，道阻且长，难度远非现在可以想象，每运十担大米最终只有一担能够运入关中，损耗极大。

这对于整个国家来说，是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。

而与此同时，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，经济发展迅猛，越来越繁荣，定都洛阳，则前文所述的那些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

在这种背景之下，迁都洛阳自然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当然，经济上的因素并非刘秀定都洛阳唯一的原因，这还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，以及刘秀崛起的根据地都有关系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